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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章 《艺术论》(卢氏)

鲁迅 / 2021-11-26  / 下载TXT - 下载ZIP - 下载RA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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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序

这一本小小的书,是从日本昇曙梦的译本重译出来的。

书的特色和作者现今所负的任务,原序的第四段中已经很简明地说尽,在我,是不能多赘什么了。

作者幼时的身世,大家似乎不大明白。有的说,父是俄国人,母是波兰人;有的说,是一八七八年生于基雅夫地方的穷人家里的;有的却道一八七六年生在波尔泰跋,父祖是大地主。要之,是在基雅夫中学卒业,而不能升学,因为思想新。后来就游学德法,中经回国,遭过一回流刑,再到海外。至三月革命,才得自由,复归母国,现在是人民教育委员长。

他是革命者,也是艺术家,批评家。著作之中,有《文学的影像》,《生活的反响》,《艺术与革命》等,最为世间所知,也有不少的戏曲。又有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一卷,共五篇,虽早在一九○三年出版,但是一部紧要的书。因为如作者自序所说,乃是“以最压缩了的形式,来传那有一切结论的美学的大体”,并且还成着他迄今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柢的。

这《艺术论》,出版算是新的,然而也不过是新编。一三两篇我不知道,第二篇原在《艺术与革命》中;末两篇则包括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的几乎全部,现在比较如下方——

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 《艺术论》

一 生活与理想 五 艺术与生活

二 美学是什么?

三 美是什么? 四 美及其种类

四 最重要的美的种类 四 同 (二)

五 艺术 五 艺术与生活(二)

就是,彼有此无者,只有一篇,我现在译附在后面,即成为《艺术论》中,并包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的全部,倘照上列的次序看去,便等于看了那一部了。各篇的结末,虽然间或有些不同,但无关大体。又,原序上说起《生活与理想》这辉煌的文章,而书中并无这题目,比较之后,才知道便是《艺术与生活》的第一章。

由我所见,觉得这回的排列和篇目,固然更为整齐冠冕了,但在读者,恐怕倒是依着“实证美学的基础”的排列,顺次看去,较为易于理解;开首三篇,是先看后看,都可以的。

原本既是压缩为精粹的书,所依据的又是生物学底社会学,其中涉及生物,生理,心理,物理,化学,哲学等,学问的范围殊为广大,至于美学和科学底社会主义,则更不俟言。凡这些,译者都并无素养,因此每多窒滞,遇不解处,则参考茂森唯士的《新艺术论》(内有《艺术与产业》一篇)及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外村史郎译本,又马场哲哉译本,然而难解之处,往往各本文字并同,仍苦不能通贯,费时颇久,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,至于错误,尤必不免。倘有潜心研究者,解散原来句法,并将术语改浅,意译为近于解释,才好;或从原文翻译,那就更好了。

其实,是要知道作者的主张,只要看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就很够的。但这个书名,恐怕就可以使现在的读者望而却步,所以我取了这一部。而终于力不从心,译不成较好的文字,只希望读者肯耐心一观,大概总可以知道大意,有所领会的罢。如所论艺术与产业之合一,理性与感情之合一,真善美之合一,战斗之必要,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,执着现实之必要,甚至于以君主为贤于高蹈者,都是极为警辟的。全书在后,这里不列举了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,于上海译迄,记。鲁迅。

《文艺与批评》

译者附记

在一本书之前,有一篇序文,略述作者的生涯,思想,主张,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,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。但这种工作,在我是力所不及的,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。现在从尾濑敬止的《革命露西亚的艺术》中,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,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。——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《研求》,——不过可以略知大概,聊胜于无罢了。

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《托尔斯泰与马克斯》的附录里重译的,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,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。艺术何以发生之故,本是重大的问题,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,所以读到终篇,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。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,例如在《实证美学的基础》中所发挥的,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,领会之后,虽然只是一个大概,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。看语气,好像是讲演,惟不知讲于那一年。

第二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——一九一一年——二月,在《新时代》揭载,后来收在《文学底影像》里的。今年一月,我从日本辑印的《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》中杉本良吉的译文重译,登在《春潮》月刊一卷三期上。

末尾有一点短跋,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,现在再录在下面——

“一,托尔斯泰去世时,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,现在倒回上去,从这篇里,可以看见那时西欧文学界有名的人们——法国的Anatole France,德国的Gerhart Haupt^mann。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,还有青年作家D’Ancelis等——的意见,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——本论文的作者——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,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,更省力。

“二,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,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,豫知的事,是非常之难的。在这一篇上,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,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;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,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,但是‘很麻烦的对手’了,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,于托尔斯泰派之多,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。到去年,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,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《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》,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,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,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,立论便也平静起来:那自然是很好的。

“从译本看来,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,痛快了。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,译完一看,晦涩,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;倘将仂句拆下来呢,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。在我,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,只有‘束手’这一条路——就是所谓‘没有出路’——了,所余的惟一的希望,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。”

约略同时,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,也在《未名》半月刊二卷二期上发表了。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,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。至于译文,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,但多几句,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,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,有心的读者,可以自去参看的。

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,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,曾分载去年《奔流》的七,八两本上。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,是译者所加,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,现在仍然袭而不改。还有一篇短序,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,说得很简明,也节译一点在这里——

“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蹠底二大潮流,一是唯物底思想,一是唯心底思想。这两个代表底思想,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,而变形了的思想,常常相克,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。

“卢那卡尔斯基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,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,称为马克斯主义,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,称为托尔斯泰主义。

“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,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,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,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。……

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,非常不便。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的卢那卡尔斯基,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,作这一场演说,正是当然的事。

“然而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。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,高唱同胞主义,主张人类平等之点,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。那么,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《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》里,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,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,却决不怀着恶意的。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·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,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。我们在这里,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。”

第四和第五两篇,都从茂森唯士的《新艺术论》译出,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《艺术与革命》中。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,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“一九一九年末作”,其余未详年代,但看其语气,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,艰难困苦之时。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,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,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,指导者的保存,启发,鼓吹的劳作,说得十分简明切要。那思虑之深远,甚至于还因为经济,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。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“正人君子”,和去年一时大叫“打发他们去”的“革命文学家”,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。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,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,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,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。

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,在《新世界》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,同年九月,日本藏原惟人译载在《战旗》里,今即据以重译。原译者按语中有云:“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。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,放在念头上之后,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。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,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。”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。还有,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,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,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。这一篇提要,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“批评”。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,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。

本书的内容和出处,就如上文所言。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,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。但我又想,要豁然贯通,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,因为千万言的论文,总不外乎深通学说,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,应环境之情势,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。

六篇中,有两篇半曾在期刊上发表,其余都是新译的。

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,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,都非细看不可。可惜译成一看,还是很艰涩,这在我的力量上,真是无可如何。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,能知道的都已改正,此外则只能承袭,因为一人之力,察不出来。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,加以指摘,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。

至于我的译文,则因为匆忙和疏忽,加以体力不济,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。这首先要感谢雪峰君,他于校勘时,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。

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,鲁迅于上海的风雨,啼哭,歌笑声中记。

《文艺政策》

后记

这一部书,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,从前年(一九二八年)五月间开手翻译,陆续登在月刊《奔流》上面的。在那第一本的《编校后记》上,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——

“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,曾有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介绍过,这里的《苏俄的文艺政策》,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。如果看过前一书,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。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,然而约减起来,也不过两派。即对于阶级文艺,一派偏重文艺,如瓦浪斯基等,一派偏重阶级,是《那巴斯图》的人们,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,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。发言的人们之中,好几个是委员,如瓦浪斯基,布哈林,雅各武莱夫,托罗兹基,卢那卡尔斯基等;也有‘锻冶厂’一派,如普列忒内夫;最多的是《那巴斯图》的人们,如瓦进,烈烈威支,阿卫巴赫,罗陀夫,培赛勉斯基等,译载在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里的一篇《文学与艺术》后面,都有署名在那里。

“‘那巴斯图’派的攻击,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——《赤色新地》的编辑者。对于他所作的《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》,烈烈威支曾有一篇《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》,引用布哈林的定义,以艺术为‘感情的普遍化’的方法,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,乃是超阶级底的。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。但到后来,藏原惟人在《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》中说,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,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,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。现在是托罗兹基,拉迪克都已放逐,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,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。

“从这记录中,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,于现在的中国,恐怕是不为无益的;其中有几个空字,是原译本如此,因无别国译本,不敢妄补,倘有备有原书,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,必当随时补正。”

但直到现在,首尾三年,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,所以其中的缺憾,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。反之,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,至今未绝。我曾在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中提到一点大略,登在《萌芽》第三本上,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——

“从前年以来,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,每一种刊物上,大抵总要看见‘鲁迅’的名字,而作者的口吻,则粗粗一看,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。但我看了几篇,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,解剖刀既不中腠理,子弹所击之处,也不是致命伤。……于是我想,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,是太少了,所以大家有些胡涂。对于敌人,解剖,咬嚼,现在是在所不免的,不过有一本解剖学,有一本烹饪法,依法办理,则构造味道,总还可以较为清楚,有味。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,以为窃火给人,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,其博大坚忍正相同。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,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,以为倘能味道较好,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,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: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。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,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,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‘报复’。……然而,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,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。这样,首先开手的就是《文艺政策》,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。

“郑伯奇先生……便在所编的《文艺生活》上,笑我的翻译这书,是不甘没落,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。翻一本书便会浮起,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,我并不这样想。有一种小报,则说我的译《艺术论》是‘投降’。

是的,投降的事,为世上所常有,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,住进巴黎的旅馆,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。今年,谥法又两样了,……说是‘方向转换’。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,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,算是一个好名词。其实,这些纷纭之谈,也还是日看名目,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。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,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,倘有曲译,倒反足以为害。我的译书,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,因为他们是有不贪‘爽快’,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。

“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,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,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,却决不有所增减,这也是始终‘硬译’的一个原因。自然,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,能够译成既不曲,也不‘硬’或‘死’的文章的,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,我就只要来填这从‘无有’到‘较好’的空间罢了。”

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,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,印成书籍模样,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。但较之初稿,自信是更少缺点了。第一,雪峰当编定时,曾给我对比原译,订正了几个错误;第二,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的《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》附在卷末,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,使总览之后,于这《文艺政策》的来源去脉,更得分明。这两点,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。

一九三○年四月十二之夜,鲁迅记于沪北小阁。

三 序言与后记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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