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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共章)

第22章 《坏孩子和别的奇闻》

鲁迅 / 2021-11-26  / 下载TXT - 下载ZIP - 下载RA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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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记

司基塔列慈(Skitalez)的《契诃夫记念》里,记着他的谈话——

“必须要多写!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,如果写了一本书,就停止住,岂非成了乌鸦叫!就依我自己说: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,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!契红德!一本小笑话集!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。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,因为我只会笑。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?”(耿济之译,《译文》二卷五期。)

这是一九○四年一月间的事,到七月初,他死了。他在临死这一年,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,指为“小笑话”的时代,是一八八○年,他二十岁的时候起,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。在这之间,他不但用“契红德”(Antosha Chekhonte)的笔名,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,在各种刊物上,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,小品,速写,杂文,法院通信之类。一八八六年,才在彼得堡的大报《新时代》上投稿;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,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,作品渐有特色,增多人生的要素,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。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,是相合的。

这里的八个短篇,出于德文译本,却正是全属于“契红德”时代之作,大约译者的本意,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,却在辅助玛修丁(V.N.Massiutin)的木刻插画的。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,十月革命后,还在本国为勃洛克(A.Block)刻《十二个》的插画,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,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。我的翻译,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,并不著重于小说。

这些短篇,虽作者自以为“小笑话”,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“趣闻”,却又截然两样的。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。一读自然往往会笑,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,——就是问题。生瘤的化装,蹩脚的跳舞,那模样不免使人笑,而笑时也知道:

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。这病能医不能医。这八篇里面,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。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“小笑话”,我想,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,或者后来更加深广,更加严肃了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,译者。

译者后记

契诃夫的这一群小说,是去年冬天,为了《译文》开手翻译的,次序并不照原译本的先后。是年十二月,在第一卷第四期上,登载了三篇,是《假病人》,《簿记课副手日记抄》和《那是她》,题了一个总名;谓之《奇闻三则》,还附上几句后记道——

以常理而论,一个作家被别国译出了全集或选集,那么,在那一国里,他的作品的注意者,阅览者和研究者该多起来,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,所了解的。但在中国却不然,一到翻译集子之后,集子还没有出齐,也总不会出齐,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。易卜生,莫泊桑,辛克莱,无不如此,契诃夫也如此。

不过姓名大约还没有被忘却。他在本国,也还没有被忘却的,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年的纪念,现在又在出他的选集。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。

《奇闻三篇》是从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译本《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》(elt-Verlag,Berlin,1922)里选出来的。这书共八篇,都是他前期的手笔,虽没有后来诸作品的阴沉,却也并无什么代表那时的名作,看过美国人做的《文学概论》之类的学者或批评家或大学生,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称为“短篇小说”的,我在这里也小心一点,根据了“Groteske”这一个字,将它翻作了“奇闻”。

译者后记第一篇绍介的是一穷一富,一厚道一狡猾的贵族;第二篇是已经爬到极顶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员;第三篇是圆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绅士和爱听艳闻的小姐。字数虽少,脚色却都活画出来了。但作者虽是医师,他给簿记课副手代写的日记是当不得正经的,假如有谁看了这一篇,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儿,那我包管他当天就送命。这种通告,固然很近于“杞忧”,但我却也见过有人将旧小说里狐鬼所说的药方,抄进了正经的医书里面去——人有时是颇有些希奇古怪的。

这回的翻译的主意,与其说为了文章,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;德译本的出版,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。这位插画家玛修丁(V.N.Massiutin),是将木刻最早给中国读者赏鉴的人,《未名丛刊》中《十二个》的插图,就是他的作品,离现在大约已有十多年了。

今年二月,在第六期上又登了两篇:《暴躁人》和《坏孩子》。那后记是——

契诃夫的这一类的小说,我已经绍介过三篇。这种轻松的小品,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,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:原本的插画,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,而我的翻译,则不过当作插画的说明。

就作品而论,《暴躁人》是一八八七年作;据批评家说,这时已是作者的经历更加丰富,观察更加广博,但思想也日见阴郁,倾于悲观的时候了。诚然,《暴躁人》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,也分明的表现了那时的闺秀们之鄙陋,结婚之不易和无聊;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小品看的《坏孩子》,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,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,已经是在说:报复之乐,胜于恋爱了。

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:《波斯勋章》,《难解的性格》和《阴谋》,算是全部完毕。但待到在《译文》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时,《波斯勋章》不见了,后记上也删去了关于这一篇作品的话,并改“三篇”为“二篇”——

木刻插画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共八篇,这里再译二篇。

《阴谋》也许写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当时医界的腐败的情形。但其中也显示着利用人种的不同于“同行嫉妒”。例如,看起姓氏来,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种人,所以他排斥“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们”——犹太人,也排斥医师普莱息台勒(Gustav Prechtel)和望·勃隆(Von Bronn)以及药剂师格伦美尔(Grummer),这三个都是德国人姓氏,大约也是犹太人或者日耳曼种人。这种关系,在作者本国的读者是一目了然的,到中国来就须加些注释,有点缠夹了。但参照起中村白叶氏日本译本的《契诃夫全集》,这里却缺少了两处关于犹太人的并不是好话。一,是缺了“摩西教派的同事们聚作一团,在嚷叫”之后的一行:“‘哗拉哗拉,哗拉哗拉,哗拉哗拉……’”;二,是“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团”下面一句“在嚷叫”,乃是“开始那照例的——‘哗拉哗拉,哗拉哗拉’了……”但不知道原文原有两种的呢,还是德文译者所删改?我想,日文译本是决不至于无端增加一点的。

平心而论,这八篇大半不能说是契诃夫的较好的作品,恐怕并非玛修丁为小说而作木刻,倒是翻译者Alex-ander Eliasberg为木刻而译小说的罢。但那木刻,却又并不十分依从小说的叙述,例如《难解的性格》中的女人,照小说,是扇上该有须头,鼻梁上应该架着眼镜,手上也该有手镯的,而插画里都没有。大致一看,动手就做,不必和本书一一相符,这是西洋的插画家很普通的脾气。虽说“神似”比“形似”更高一著,但我总以为并非插画的正轨,中国的画家是用不着学他的——倘能“形神俱似”,不是比单单的“形似”又更高一著么?

但“这八篇”的“八”字没有改,而三次的登载,小说却只有七篇,不过大家是不会觉察的,除了编辑者和翻译者。

谁知道今年的刊物上,新添的一行“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……字第……号”,就是“防民之口”的标记呢,但我们似的译作者的译作,却就在这机关里被删除,被禁止,被没收了,而且不许声明,像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场一样。这《波斯勋章》,也就是所谓“中宣……审委会”暗杀账上的一笔。

《波斯勋章》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,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,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?——我们无从推测。只好也算作一则“奇闻”。但自从有了书报检查以来,直至六月间的因为“《新生》事件”而烟消火灭为止,它在出版界上,却真有“所过残破”之感,较有斤两的译作,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。

自然,在地土,经济,村落,堤防,无不残破的现在,文艺当然也不能独保其完整。何况是出于我的译作,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,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,那遭殃更当然在意料之中了。然而一面有残毁者,一面也有保全,补救,推进者,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。我是愿意属于后一类,也分明属于后一类的。现在仍取八篇,编为一本,使这小集复归于完全,事虽琐细,却不但在今年的文坛上为他们留一种亚细亚式的“奇闻”,也作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记念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,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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